1949年，张治中的女婿，身为国军军长，既不战也不降，而是就地解散部队，悄悄释放政治犯，默默地带着《曾国藩家书》出走香港。
周嘉彬是云南昆明人，生于1900年。
他小时候命苦，家人接连去世，成了孤儿，靠亲戚接济长大。
这种无依无靠的日子让他很早就明白，想活下去、活出个样来，只能靠自己。
所以他读书很拼命，后来考进了云南讲武堂。
那里的训练非常艰苦，规矩也严，这把他磨炼成了一个做事踏实、话不多但心里有主意的人。
之后他又南下广州，考进了黄埔军校。
黄埔和讲武堂不一样，这里不光教打仗，更整天讲革命道理。
这种有目标、有组织的氛围，反而让一直在寻找出路的周嘉彬觉得找到了方向。
因为他表现沉稳可靠，毕业后被留校当了区队长，后来更是被长官张治中看中，调到身边做副官。
这步棋很重要，让他近距离看到了军队高层是怎么运作的，也让他明白了许多事情不能光凭一股热血。
后来，他上过战场，在淞沪抗战中负过伤，真切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和当时中国军队的落后。
因为素质不错，他被选派到德国柏林陆军大学留学，系统学习了现代战争怎么打，怎么规划，怎么算后勤。
这段经历让他成了一个重视计划、讲究效率和实际的职业军官，脑子里想的是怎么更“专业”地完成任务，而不是空喊口号。
回国后，他多在军校或者警备部门工作，训练士兵，维持地方，干的都是需要耐心和细致的活。
离最前线血肉横飞的战场和上头翻云覆雨的政治斗争，都有点距离。
大约在1940年前后，他和张治中的女儿结了婚，这层关系让他的处境更安稳了些。
但也意味着他后来的许多选择，不得不把家庭和人情世故考虑进去。
抗日战争结束后，他被派到大西北，官越当越大，一直当到了军长，甚至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参谋长，名义上管着一大片地方的防务。
但实际上，那里的局面是一团乱麻。
部队派系复杂，谁也不完全听谁的，装备和补给也老是跟不上，士兵没什么斗志。
他当年在德国学的那套现代化作战理论，在西北这地方根本用不上。
他每天忙活的，更像是拆东墙补西墙，心里清楚这仗没法打，但职责所在，又不得不硬着头皮撑着。
到了1949年夏天，解放军的部队已经包围了兰州，谁都看得出来，守是守不住了。
摆在国民党军官面前的路似乎很清晰，要么赶紧起义，归顺解放军，要么豁出去，为自己效忠的政权“殉国”，留个名声。
周嘉彬这两条路都没选。
他没有去联系起义，也没有带着残兵败将去拼光最后一颗子弹。
他利用自己擅长组织、计划的特长，在城破之前，尽可能有秩序地把部队带了出来，避免了被一举歼灭。
他自己没有去台湾，而是想办法弄了张经香港去台湾的机票，到了香港就留下来不走了。
他在香港住着，非常低调，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，只是安静地等着。
他为什么这么选？这很符合他这个人一贯的作风和当时的处境。
首先，他是个职业军人，讲究实际。
死守兰州除了让更多士兵白白送死，没有任何军事上的意义，他不想做这种无谓的牺牲。
其次，他的岳父张治中当时已经明确主张和谈，他如果在兰州死战到底或者“殉国”，会让整个家族陷入非常难办的境地。
再者，他本人对国民党政权早已失望，但让他立刻调转枪口，心里那道坎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过去的。
所以，这条“不表态、不硬拼、先离开、再看看”的路，成了他在当时那种复杂情势下，反复权衡后做出的，最符合他性格和现实情况的选择。
这不是英雄主义的选择，但可能是一个普通人在历史巨浪面前，能想到的保全性命、顾及家庭、并对内心有所交代的折中办法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对于原国民党军政人员，有了新的政策。
通过岳父的关系和推荐，周嘉彬在1950年从香港回到了大陆，进入学校学习，了解新的思想。
因为他有留学背景，又有多年做军事教育和参谋的经验，组织上安排他转业，到了水利电力部工作，担任参事。
这是一个需要严谨规划和大量协调工作的技术岗位，正好用上了他做事细致、讲求条理的特点。
就这样，曾经的国民党中将军长，变成了一个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，研究怎么修水库、建电站的国家干部。
他后来也担任了政协委员，但生活非常朴素，几乎从不跟人谈起过去的那些事。
如果有年轻同事好奇问起，他也只是简单地说，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现在把工作做好最重要。
1976年，他在北京去世。
纵观周嘉彬这一生，他像那个时代很多普通人一样，被历史的浪潮推着走。
他靠个人努力从底层爬起来，学到了专业知识，获得了不错的地位，但在历史转折的关头，他发现自己曾经效忠的道路走不通了。
他既没有勇气彻底决裂、奔向新生，也没有愚忠到为之陪葬。
他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，一条看似不够鲜明、甚至有些模糊的道路。
先保全自己和家人，退出激烈的冲突，然后在新的环境里，用自己的专业能力，踏踏实实地做一份工作，度过余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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